世界正处于大变革、大转折、大发展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处于全面转型之时。肩负民族复兴伟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发扬重视和善于学习的优良传统，发挥重视和善于学习的政治优势，坚持在学习中发展、在发展中学习，努力成为科学理论武装、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
一、不忘老祖宗：从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中获得不竭动力
老祖宗就是我们党历来坚持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曾告诫全党：“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要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首要任务。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列宁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问题，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来阐述马克思主义，揭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规律，使之成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把握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研究中国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指导中国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要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继续深化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中国基本国情的认识，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坚持在研究新情况、分析新矛盾、把握新事物、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的基础上，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新境界。
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这里的“历史”就是时代条件，就是由时代主题、时代精神、时代特征、时代成果共同组成的。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时期之所以能够保持科学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对时代条件的正确认识和正确运用上。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相互之间的影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直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开放的思想体系，必须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时代特征、回答时代课题，才能获得新的创造力和影响力。时代化就是紧密结合时代特征，不断吸收新的时代内容，使马克思主义紧跟时代发展步伐。时代化既包括内容的时代化、形式的时代化，也包括话语体系的时代化。要站在现代科技发展的最前沿，准确把握时代主题，积极回应时代挑战，创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范畴、新论断，用富有时代气息的鲜活语言，用适合当今社会的表达方式，更好地阐明对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等重大问题的主张和看法，更好地担负起反映时代精神、回答时代课题、引领时代潮流的崇高使命。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曾经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大众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通俗化、具象化，通过多种形式进行宣传、普及和推广，把深邃的理论用简单质朴的语言讲清楚，把深刻的道理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说明白，使抽象的理论逻辑转变为形象的生活逻辑，让科学理论从书斋走向生动的社会实践，成为广大党员普遍信仰、人民大众普遍认同的强大思想武器，从而收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效果。列宁讲过，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等于最高限度的通俗化。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人民大众的理论。大众化是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和最终归宿，也是创新理论发挥作用的重要环节。大众化不仅是表达方式问题，也是根本立场、根本方法问题。要以最广大人民的实践为理论创新的源泉，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理论创新的目的，关注大众需求，回应大众关切，解答大众困惑，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人民群众的“头脑”和“精神武器”，使人民群众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心脏”和“物质武器”，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的互生共长。
二、背靠五千年：从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借鉴智慧
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能够生生不息、绵延不绝，主要得益于具有海纳百川的恢宏气魄和强大的协和统摄功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一轮全球化浪潮给人类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发展，也伴生了环境污染、道德失落、战争威胁等诸多现代文明病。越来越多的世界睿智之士已把目光投向德业双修、圆融和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在解决这些全球性难题中大有作为。对中国共产党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得天独厚之宝藏。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纵观历史，我党的发展、成熟、壮大也得益于历代共产党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领悟、继承和发扬。在这方面，毛泽东最具代表性。抗战初期，他向全党号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要努力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在延安中央党校，他亲笔题写的校训“实事求是”，本指古人做学问的方法。他赋予其新的含义，后来成为全党的思想路线。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把“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等充满中国先人智慧的格言用于整风运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总结的“三大法宝”“、三大作风”也是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理论成果。相形之下，当时类似王明那样的洋学生、李德那样的洋专家，由于不懂中国实际，也缺乏传统文化的根基，他们虽然也引来了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龙种”，到头来还是长出了“跳蚤”，在革命中注定是要吃败仗的。
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我们党也有过失误。像“文化大革命”鼓吹“斗争哲学”，酿成了“十年浩劫”，尤其是“传统文化大浩劫”，使党的肌体受到了严重的挫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拨乱反正，在全党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事业又开始新的征程。进入二十世纪末，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顺应时代潮流，把“三个代表”作为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把与时俱进总结为党的思想路线，把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结合起来作为治国方略，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准确把握天下大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精神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并在国际上力倡构建和谐世界，这把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进一步彰显了我们党的大智大慧。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血脉，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来源，是中国共产党赖以成长的土壤。党的文化底蕴越深，党的免疫力就越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就越强。作为肩负民族复兴伟大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只有植根于本国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掌握“化”的主动权，有效地抵御西方的文化殖民。实践证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党强盛不衰的精神源泉，正在为党的建设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比如,“多难兴邦、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博大胸怀，“内圣外王、知行合一”的实践品质,“德教为先、明德慎罚”的德治精要,“宽猛相济、惠威兼行”的管理要义,“仁富并举、义利双行”的处世之道，“开放兼容、开明革新”的文化基因，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取向,“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浩然正气，等等。我们要借助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登高望远，探幽察微，不断发掘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中国传统智慧与党的优势、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兼容起来，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的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先进文化，从容应对和化解全球化进程中的各种问题，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引领时代潮流的先锋队。
三、放眼全世界：从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中撷取精华
当今世界，政党是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政治统治的核心力量，政党政治已经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主要形式。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还是非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都受到政治多极化、经济一体化、信息网络化的严竣挑战，都面临一个执政履责的问题。有人说，地球越来越小，矛盾和问题越来越多，人类日益正面临一些共同难题，世界各国执政党也日益面临一些共同责任。比如，贫困增加、人口膨胀、高耗能高污染发展方式盛行等发展问题；气候变化、自然灾害、水资源短缺、能源短缺、粮食短缺等资源环境问题；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民族种族冲突、防止核扩散、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网络安全、文化安全等安全问题。因此，对话会越来越多，合作会越来越多。
政党之间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已变得更直接更频繁，谁借鉴得好、消化得好，谁的竞争能力就越强，谁的生命力也就越强；否则，谁就处处被动、招招失手，最终丧失执政资格。当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的预言，鼓舞了从事共产主义事业的人们，也伤透了资本主义国家执政者的脑筋。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走出困境方面也绞尽了脑汁，从马克思主义政党身上也领悟和学会了不少东西，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建筑做了不少调整，在政党政治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比如，完善选举制度、扩大政治参与、提高法治化程度、有效制约权力、健全社会管理，等等。正是这些做法缓和了阶级矛盾，巩固了执政地位。这些非马克思主义政党和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样，在具有阶级性的同时，也因遵循政党运作的一般规律而具有共性，也对世界政治文明作出了一定贡献，很值得我们借鉴。
由于政党政治主要包括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对政党政治的借鉴，不同于对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引进，也不同于对先进管理经验的学习，借鉴得好不好，会对整个党的建设和国家的命运产生影响。邓小平同志说：“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因此，我们既要大胆，又要谨慎。要在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影响的前提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火眼金睛”，发扬拿来主义的精神，择善而从，从善如流，借鉴外国政党的成功经验尤其是法治经验，遵循政党政治的共同规律，完善政治体制和政党制度，不断推进党的现代化。
四、铭记前车鉴：从世界政党政治的兴衰成败中获得教益
20世纪最后20年，世界政坛波诡云谲，先是东欧巨变、苏联解体，接着是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相继下台，还有不少发展中国家接二连三地跌进了西方的“民主陷阱”而难以自拔。作为一个拥有7500万党员、统率13亿余众的中国共产党，在奋斗了近90年以后，很有必要把自己置身于世界政党政治之中，洞察世界政坛政党兴衰史，反思自身成长史，从中总结教训，得到教益。
一是警惕“政党之癌”。腐败是政党的毒瘤。治理腐败是世界性的难题。古人把人的健康状况分为“未病”、“已病”、“末病”三个阶段，这同样也适合政党。治理腐败难就难在“未病”之时难以察觉，“已病”之时难已根治，“末病”之时难以回春。失去政权的大党老党们大都染上此病。无数事实表明，不论是资产阶级政党，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旦“已病”，不论其过去有多强壮，如不痛下决心医治，则必将走向“末病”。苏共作为老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理论渊源上和我党同出一脉，在资历上为我党“先生”，曾在国际共运中独领风骚，可以说长期处于“未病”阶段。但最后难逃“勃兴忽亡”的命运？原因固然很多，但根本性因素还是腐败。这种腐败又源于特权。在苏联十月革命中曾经流传着一个动人的故事：粮食人民委员（即全国的粮食主管）瞿鲁巴因饥饿而晕倒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这种大公无私的崇高品质令在场所有人无不动容。列宁得知后，亲自倡议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为病弱的国家机关人员设立“疗养食堂”，以保证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承受超负荷工作的基本需要。但这种当时人民群众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做法后来推而广之，演变为各种各样的特权。特权的膨胀也导致了腐败的盛行，更加速了苏共的垮台。所以说，苏共“未病”之时，可歌可泣；“末病”之后，可哀可痛。
二是警惕“能力短板”。党的执政能力有很多种,但正如管理学的木桶原理一样,执政成功往往不取决于某个方面的能力，而取决于它的整体状况，如果存在某个或某些“能力短板”,执政效果将大打折扣，甚至导致失败。这在全球化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相继下台，主要因为有明显的“能力短板”。比如曾经连续执政71年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把墨西哥从一个封闭、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发展成为一个对外开放、经济较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创造了令外界赞叹不已的“墨西哥奇迹”，但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社会利益的整合能力以及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太弱，社会不公正现象日益严重。当时墨西哥全国9700万人口中有45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中2400万人为赤贫，相反300个家族拥有全国50%的财富。于是，墨西哥南部山区的印第安农民揭竿而起，再加上后来的金融危机，这些因素交织在一块，结果导致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2000年的大选中遭到惨败，从此结束了长期执政的历史。
三是警惕“民主陷阱”。从世界民主化浪潮的进程来看，优质民主才是好东西，照搬西方民主无异于自投“陷阱”。20世纪末的非洲多党民主浪潮就说明了这一点。多数多党选举国家至今没有走出政治腐败、部落冲突、政局动荡的困境。还有西方操纵的发生“颜色革命”的几个国家，不但民生得不到改善，民族和社会也出现了分裂。学者张维为把采用西方民主模式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从希望到失望的国家，如菲律宾、泰国、蒙古、巴基斯坦、孟加拉、马达加斯加、黎巴嫩等；另一类是从希望到绝望的国家，如海地、肯尼亚、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拉克等。在这些国家中，找不到一个能够通过西方民主而能够有效地消除腐败并实现现代化的例子，而采用西方民主导致了动乱甚至内战的例子举不胜举。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西方发达国家实行多党制的前提是国民认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由于种种原因，教派林立、帮派林立，民族矛盾和种族矛盾突出，特别是非洲大部分国家至今甚至还是部落国家，即民众对自己所属教派、部落以及帮派的认同普遍高于对自己国家的认同，一到普选投票都投向了所谓的“自己人”而不是“合适人”，这样的民主只能强化教派、部落以及帮派冲突，导致族群更大的分裂，甚至杀戮。可以说，这样的民主就是追求民主的人民避之不及的“陷阱”。
四是警惕“左右摇摆”。恩格斯曾经指出：“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不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在我党近90年的历史中，先后遭遇了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和20世纪30年代前期的“左倾”机会主义、三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十年“文化大革命”四次严重挫折，第一次是“右”的错误，后三次都是“左”的错误。其中“左”的错误肆虐革命和建设两个时期，先后长达30年之久，而且“左”的遗毒还依然残存，尽管党的整个肌体是健康的，但大堤之下的蚁穴是不容忽视的。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中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为什么“左”的东西挥之不去，很难根治？有人把犯“左”的错误比喻为掉“棉坑”，把犯“右”的错误比喻为掉“粪坑”，说掉“棉坑”不伤筋痛骨，还可以舒舒服服睡大觉。而犯了“右”的错误，掉进了“粪坑”则臭不可耐，还有淹死的危害。掉“粪坑”是活该，但掉“棉坑”则是太冤枉。我们应该把犯“左”者跟犯“右”者一样，让犯“左”者也到“粪坑”里去泡一泡、淹一淹。那样的话，“左”的东西就会远遁，对我们党的事业的干扰就不会那样顽固。巴金曾经建议，我国要建立“文革博物馆”，目的在于警示后人不再犯类似的错误。据说日本有个“活用失败知识研究会”，其主要任务是构筑失败学，把科技领域发生的事故和失败收集成来，编在数据库进行研究，并将其经验教训活用到科技领域。我们党的建设是不是也可以设立这样一个分支学科，叫“党建教训学”、“党建教训史”、“党建启示录”之类。目的在于研究总结党的建设的教训和预防错误发生的机制，起到用教训警示全党的作用。
五、实现新发展：从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中汲取营养
我党之所以能够始终充满旺盛的生机和活力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高尚品格，根本上在于我党能够从实际出发，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提出“党在发展”这一著名论断。从马克思恩格斯组建“共产主义者同盟”、列宁创建“无产阶级先锋队”到毛泽东提出建设“伟大工程”，再到正在进行的“新的伟大工程”，这个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发展过程。我党从成立以来，经历了第一次大革命，到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全国解放战争，到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重要阶段，其声势之浩大、变革之深刻、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正是这些丰富生动、波澜壮阔的实践，丰富了党的理论，壮大了党的队伍，提高了党的威望，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
现在人类社会正在进行一场亘古未有的新一轮全球化运动，这是世界现代文明的潮流。我党所领导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是汇入世界文明主潮的一大壮举，要实现的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三大历史任务是人类社会实践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党要成功地参与人类的伟大实践，领导好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就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深入总结中国人民的独创性经验，不断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指导。必须以改革发展稳定中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在创新中不断实践，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以党的发展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为人类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英雄，也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尤其是在这个经济成份、利益主体、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的社会里，群众很活跃群众的需求很旺盛，群众的主体性更为凸现、创造性更为明显。但我们党组织原有的领导体制、组织设置、功能定位、工作机制和活动方式都显得难以适用，以至党的工作在某些地方、某些领域覆盖面不广、影响力不强、实效性不大。我们的某些理论与丰富实践相比，显得有些落后。针对这种现象，早在我党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曾经批评说：“我们的理论不能够和革命实践相平行，更不去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的前面去。”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差距往往导致一定程度的理论恐慌和信仰迷茫。党的建设要适应这种多样化的需要，拓展党的建设的实践空间和理论的研究视野，做到群众的社会实践发展到哪里，党的事业就发展到哪里，党的建设实践就推进到哪里，党建理论研究就跟踪到哪里。要坚持用实践发展本本，而不能用本本框住实践、扭曲实践。广大党员群众的生动实践不仅是检验党的理论的唯一正确标准，而且是丰富和发展党的理论的重要途径。传统的理论以及既定的政策只有不断地运用于实践，才能不断地得到检验和发展；实践中的新鲜经验只有上升到理论，才能更好更广地指导实践。
一方面要尊重广大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调动和保护广大群众的创造积极性，力戒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满腔热情地鼓励和支持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善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汲取营养，从众多的经验中总结、抽象和升华出新的理论，再去指导新的实践；一方面要敢于实践，坚持在实践中尝试、在实践中检验、在实践中突破、在实践中完善，不断丰富和发展党的理论，不断调整、纠正、变革和完善不能满足实践需要的体制、机制及政策，大力推进党及其事业的发展。对一些风险性较强的敏感问题，如党政领导体制、选举制度、监督机制等，建议借鉴搞经济特区的做法，允许和鼓励少数地区先行试点，搞党建实验区（或党建特区），象邓小平曾经强调的那样，“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这样能够降低改革风险，减少改革成本，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更好地促进党的发展，更好地促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
(陈远章：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