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03月29日 星期三

基于我国30年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探析

用科学发展观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方竹正

发布日期:2011-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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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这里,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代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新提法,体现了党发展理念的重大转变与创新,对于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享经济理论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环节,因此,我们需要认真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实践经验,深化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的认识,并积极探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规律。
  一、我国经济发展观与经济发展方式的变迁
  纵观共和国的历史,先后出现过五种类型占主导地位的发展观,它们共同构成了我国发展观演变的历程,即:“赶超型”发展观、“姓资姓社”发展观、“硬道理”发展观、“第一要务”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与此相适应,先后出现过“赶超式”、“转轨式”和“又好又快式”三种经济发展方式。
  1.“赶超型”发展观与赶超式经济发展方式。“赶超型”发展观是在1949年共和国建立并经历了三年恢复经济后整个20世纪50年代始终占主导地位的发展观。以15年超英赶美是这个时期国人的奋斗目标。具体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上的大跃进;制度变迁中的超阶段;运行方式上的阶段斗争和群众运动。
  “姓资姓社”发展观存在于20世纪60年代直到改革开放前夕。毛泽东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指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50年不行,会要10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快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然而,在那个“以阶段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不可能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所以,发展观的演进也就不可能进入科学的轨道,更谈不上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了。因此,从60年代起直到改革开放前夕,“姓资姓社”发展观贯彻始终,并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产生过强大的惯性作用。
  与“赶超型”发展观相适应的就是赶超式经济发展方式,其核心内容可归纳为:以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作保障、以工业化为目标、以在经济上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动力来实现经济增长。因为,实现工业化需要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架构同步进行,所以,把这种与社会主义制度架构相联系的工业化称之为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观,即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基于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观的指导,在实现经济发展的方式上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实现赶超式经济发展。这种发展方式在一定阶段获得成功主要是得益于发展初期的环境,如工业化总体水平低,市场竞争不激烈,环境和资源约束较为宽松。
  与经典理论的赶超式发展有所不同,我国的赶超式经济发展有着两方面的独特性:一是强调“突击”作为一种手段在短期内实现工业化,在经济上赶超发达国家。“突击”的经济意义在于快速发展,它是一种可以接受但却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二是把社会主义制度的架构与改造置于快速实现工业化优先考虑的地位。由于我国多采取在政府主导下自上而下快速推进经济发展的方式,因而缺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自发协调机制。这种发展方式,从实际执行效果看并不理想,出现了经济的大起大落和有增长无发展的局面。
  2.经济主导型发展观与转轨式经济发展方式。经济主导型发展观有过两种主要类型,即“硬道理发展观”和“第一要务”发展观,它是对改革开放以来至基本实现小康这一阶段发展理念的概括与总结其最基本的特点可概述为“现代化+体制改革”,即以现代化为目标,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主线、以体制改革为动力和保障。这种发展观既是对传统发展观的扬弃,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与理论创新关注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三个有利于”标准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种经济发展方式,主要强调以体制改革为经济发展释放动力并提供重点保障。与这种发展观相应的发展方式,在发展思路上将生产力置于生产关系优先考虑的地位,在思路上有两个突出的创新点:一是将“生产力标准”置于社会主义本质和事关执政党地位合法性的重要高度。与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观相同,新一代领导人仍将加快经济发展作为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最基本标志。二是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强调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相互推动、协调发展,因此在经济发展方式上表现出典型的转轨特征。
  经济主导型发展观通过发展和体制的重塑有效地激发了中国经济,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中国奇迹,同时,也暴露出一些愈来愈严重的问题:一是经济转型一方面刺激了竞争、激发了经济活力,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区域及居民间的差距。二是基于投资拉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进一步加剧了对土地、淡水、矿产、能源等战略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过大压力,从而严重削弱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三是过分重视经济发展而导致较少关注人的自由、道德、健康、安全等非物质层面的发展及社会公平、正义与秩序的构建,从而导致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严重脱节,严重影响社会进步与人自身的发展。
  经济主导型发展方式最基本的特征:一是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弱;二是经济增长高度依赖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的扩张,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三是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低成本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高强度投入,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
  实践证明,经济主导型发展方式难以为继,这是因为,由于过去支撑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有的已经发生变化,有的正在发生变化,不加快转变这种经济发展方式,不仅原来积累的矛盾难以根本解决,而且会带来新的矛盾和问题。突出表现在:一是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高度依赖,必然引发流动性过剩和通胀压力不断加大;二是经济增长对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高度依赖,必然带来产业发展失衡;三是经济增长对资源和生产要素过度依赖,必然导致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因此,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向着又好又快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3.科学发展观与又好又快的经济发展方式。科学发展观是我国发展史上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明确提出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发展理念,更加注重发展的全面性、发展的质量和发展的终极价值导向。实际上,科学发展观要解决三个持续发展问题,即:实现经济发展、政治发展、人文社会发展的可持续。它是对经济主导型发展观的扬弃,是对可持续发展观及以人为本发展观的升华,是新时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既是解决过去粗放型发展所导致的发展不协调、不公平、不可持续等诸多问题的需要,又为解决人类未来发展的两个最基本问题———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提供了思路,从而破解了之前发展观关于发展与代价这对“鱼和熊掌”的困境,为人类文明进程开创了一条谨慎而乐观的道路。
  二、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1.准确把握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特点及本质
  所谓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一个国家(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手段和方法,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方式。简言之,就是为了实现经济增长而采取的手段、措施和具体做法。其实质则是主要依靠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怎样实现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通常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有要素投入的增加,另一方面有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通常将主要依赖土地、劳动、资本投入的经济增长称之为粗放型经济增长,其主要特征是规模的扩张;而将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知识积累、人力资本提高、制度完善的经济增长称为集约型经济增长,其主要特征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效益的提升。
  所谓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其中,不仅包含着经济增长方式,而且包括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企业结构、产品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贸易结构等)、运行质量、经济效益、收入分配、环境保护、城市化程度、工业化水平、现代化进程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突出经济领域内的“数量”的变化,更要注重和追求经济运行中“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其鲜明特征在于:顾及可持续性,顾及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升级,顾及就业、消费、分配等一系列社会需要等。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包括四层含义:其一,指人们通常所强调的改变粗放、低效的增长方式,减少消耗、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等;其二,指实现动态比较优势的转换,即在低成本优势逐步削弱后,通过技术、组织及制度创新,形成以提升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为主要内容的新的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其三,要适应中国经济规模扩大的变化,实施对经济关系诸多领域的必要调整并与国际经济接轨;其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则是实现经济增长由追求数量转向提高质量、由不可持续发展转向可持续发展、由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一个战略工程,它离不开实践主体价值目标的实现,在这一进程中,实践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所以,主体的目标应通过发展生产力来促进经济增长,促进全民文化水平、科技水平和道德水平的提高,使人民群众共同分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
  2.全面认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系
  中共十七大报告中用“经济发展方式”代替“经济增长方式”。一词之差,内涵却发生了深刻变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从两者的联系看,经济发展包含了经济增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肯定地要求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集约型增长。经济增长是手段,经济发展才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经济发展则是经济增长的结果。
  (1)转变的目标不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往往表现为单一的经济总量的增加。而经济发展方式不仅包括了经济总量目标,还包含着其它更为广泛的目标。如有经济增长所依赖的产业结构、企业结构、技术结构和经济体制优化等,这是涉及经济长期增长能力的发展目标;有摆脱贫困、公平分配、增加社会福利的目标;有经济增长最小成本目标。经济增长不仅是得益,也可能付出代价,如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等。只有在资源得以充分而有效地利用、环境污染得以有效控制、劳动者的闲暇时间增加的基础上实现增长,才是有价值的,才符合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
  (2)转变的内涵不同。经济增长是对国民经济统计的一种现实描述,是单纯的数量经济范畴;经济发展则包含着全部的生产变化内容,国民经济的范围有多大,经济发展所涉及的内容范围就有多大;发展是针对内容变化的,是对内容质的水平提升的表述,经济发展方式比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更加丰富。经济发展方式不仅包含了经济增长方式,而且包含了结构、质量、效益、环保、消费行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等多方面的内容。它要求从注重数量、速度转向注重数量增加和质量提高、速度加快与效益增长相结合;从一次性和单一性利用资源转向循环利用综合利用资源;从牺牲环境发展经济转向力争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双赢;从偏重经济发展转向经济与社会均衡协调发展;从“以物为本”发展转向“以人为本”发展等等。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以往相比较,在以下方面进一步拓展,即:包括了优化产业结构的内容;强调扩大消费,改善民生,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新要求,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确定为国家发展战略核心,把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放在突出位置。
  (3)转变的实质不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质,是采取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如何实现经济增长。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把目光投向经济增长以外的更为广阔的领域,其实质则是研究如何围绕“以人为本”这个核心,实现速度、效益、结构、质量相统一的发展,资源循环利用和综合利用的发展,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双赢的发展,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
  (4)转变的组合方式不同。经济发展方式的组合方式比经济增长方式更加复杂。经济增长方式基本上只为粗放型与集约型两种组合方式;而经济发展方式则涉及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消费行为、人文关怀、价值理念等多方面的复杂组合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现,则涉及到多个方面的因素和多种因素的重新排列组合。
  (5)转变的要求不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更高。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则是淘汰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实现又好又快的经济发展是关键,是基于科学发展观而提出来的,它要求体现发展的耦合性、关联性、价值性和人文性的统一。不仅要遵循经济发展规律,而且主要重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统一,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人自身的协调发展。
  (6)衡量转变的指标体系也不同。衡量与比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指标主要是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等总量指标和单项的效益指标,如劳动生产率、资金占用率及产出率、产值销售
  率等。而衡量和比较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指标,从广义上理解,应是一个由经济发展内涵所决定的全面又科学的指标体系,如人民群众参与对国家、社会的管理,分配公平化、就业充分化,人民文化水平、生活质量、幸福指数的提升及人均寿命的延长,科技创新、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资源消耗、社会安全感等等。
  3.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三种方式
  (1)窄方式: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简言之,由“粗放型”转到“集约型”。迄今为止,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要素价格扭曲下的低廉(主要是劳动力、资本、土地、能源等)+政府导向、扶持(招商引资)———由外商投资,形成出口加工基地———粗放型的外向拉动。相比之下,这种模式与印度所谓“世界思想工厂”的模式有差别。因此,应当扭住“粗放型”不放,加紧转变。
  (2)中方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主要包括:一是经济问题,不仅有增长速度,而且特别包含质量和效益;二是经济结构问题,包括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内外结构等;三是经济体制问题,包括产业、市场、宏观、分配、保障、社保等体制;四是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问题,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等。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主要面临三种病,即,“结构病”、“体制病”、“欠持续病”。这是比“增长”更深层次的转变。
  (3)宽方式:“总体发展方式转变”。由单一经济发展,向“四位一体”的发展拓展,即“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发展、人自身的全面发展”。这里的核心和实质问题是由”物“转变为“人”,提高我国的“人类发展指数”。这是一个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的发展方式转变问题。
  4.正视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面临的“三重”压力
  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面临着“三重”压力:一是原来提出的“窄方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至今尚未完成,新的“中方式的”的经济发展方式和更大范围的“宽方式”的总体发展方式转换又提出。二是不发达阶段的问题(如几千万贫困人口等)还没有解决,发达阶段的问题(如老龄化等)又来临。三是我国的特殊问题(如人口问题、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问题等)尚未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如环境可持续、人权保障、“人类发展指数”等)又涌来。因此,我国未来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转换压力。
  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科学把握我国发展所面临的上述新课题和新矛盾,这就是加快推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应有之义。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扎扎实实地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这应当成为新阶段我国现代化的新内涵,也是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的五大支点。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推进制度创新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制度安排的改进和体制机制的创新尤为重要。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体制与机制反映了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体制机制之所以重要,因为经济发展虽说是以人为主体的社会行为和过程,但人的行为方式、行为方向、行为力度和调整速度,在受到技术制约的前提下,是由制度的变量所决定的,制度规定了人们的利益结构和对经济行为的激励、约束程度。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体制完善取决于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包括基本经济制度、宏观调控体系,社会收入分配和保障制度、企业制度等。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实现发展理念、发展导向、发展主体、发展路径的创新是当务之急。
  1.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为核心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确保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要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深化国有经济改革,构建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
  2.深化财税体制改革。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的收入比重已有较大提高,但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尚未形成,仍不能满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需要。以增值税为主体的财税体制,客观上刺激了地方不顾资源和环境条件的盲目发展。因此,必须加快增值税转型,逐步建立以财产税为主体税种的地方税收体系;提高资源税率、开征环境税并完善资源环境税的制度。
  3.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和效能政府。构建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健全国家发展规划、产业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之间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完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实行重要指标统计考核公布制度,形成政府机构、专业组织、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评价机制。
  4.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总体上达到小康。但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还没有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尚有相当数量,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仍然较多。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发展成果要由人民共享,走共同富裕之路,这才能构建和谐社会。理顺分配关系,调整分配结构,在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上,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在个人收入分配中,要坚持与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扩大就业规模,改善就业结构,优化就业环境,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从而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主的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方竹正:徐州市行政学院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与共同富裕实现机制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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